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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08月17日 19:46:52来源:光明社区

  • 《日课 编者 王星 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16月上世纪二十年代,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出版童书达数千种,风格与内容践行着教育家张宗麟在《幼稚园的社会》序中的理念 “如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、水和调节温度,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。”从晚清到抗战前期,中国教科书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兴盛期,后因战乱出版种类锐减。由于不同教材采用的纸、墨不同,这些故纸的保养程度有别。有些一折就易断,有些则会如雪花般一片片碎下来。  王星执教于无锡太湖高级中学,校园广场上种着榉树。老无锡人家讲究前榉后柏,寓意后辈中举、前人百岁。他的家离学校不远,秋天银杏叶落一地,踩着叶子走着走着就从家到了学校。  “我也不记得和老六是怎么认识的,人要做点事,时间慢慢走,自然而然就认识了”,王星说,“第一次碰面就聊到了老课本,我提出了想法,他说,‘你做吧’”。  从事语文教育多年又一直搜集清末、民国语文课本的王星一直有个想法,如果不考虑成本,如何给孩子“最好的”母语教材?2011年,他与出版人张立宪在一顿饭中敲定 965年创刊的老杂志《东方红》中的日历形式,把已整理出的三千多篇老课文做成一套当代童蒙读本。  010年心有此志,014年《日课》正式出版并在十天内首印售罄,王星经历了一次充实又痛苦的老课文筛选、 过程。他相信,只有老六这种执意做好书的理想主义者才能把一本母语教材编印、装帧得如此“奢侈”。翻开《日课》,我们能读到一群教书人、做书人亲近母语的默契与执著。  在化为碎屑之前  搜集、整理、抢救旧教材  王星的第一本老语文课本收988年。他在表弟家的阁楼上无意间发现一只大麻袋,倒出来全是书。这只表弟的爷爷留下的旧麻袋,让他与语文老课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 岁起,王星就开始用父母给的零花钱定期去庙会、集会上收古籍。上了初中,他跟收旧货的人成了朋友;到了大学,又发动散在四方的同学帮忙收书,再从《藏书报》、西祠胡同到孔夫子旧书网,王星的旧课本收藏见着国内传统旧书交易行业的发展。  如今0多万页书、三千多册清末民国时期的旧语文课本,按出版社、学段整齐地码在他的书橱中。它们大多出版于1898年到1949年。从1898年的《蒙学课本》出版至1937年抗战开始,中国教科书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兴盛期,后因战乱出版种类锐减。由于不同教材采用的纸、墨不同,这些故纸的保养程度有别。有些一折就易断,有些则会如雪花般一片片碎下来。  王星说,由于纸张寿命有限,这些书或终会在某一刻化为碎屑。从2010年起,他希望能用10年的时间,把清末民国1800余种万册语文教材目录整理出来。目前清末和民国中学两册已经完成,民国初小分册正在进行,高等小学及作文分册则排在计划中。  这个长久计划并未012年民国百年引发的老课本、老作文热潮影响而改变,相反,王星恰从其中得到提醒,“当时很多人把民国的东西直接拿过来翻印,有些做得比较低劣,我们索性做了选择,只把老课本中适合于当下的东西挑出来”。  把家里几个大书橱中的30多万页课文压缩成365篇,这个过程对王星而言非常痛苦。对着一013年的空白日历,他迟迟不敢填,在多次忍痛割爱和推翻重建后,才定下以春夏秋冬为框架,内容则由浅入深。但013年版《日课》进入图片处理阶段,王星心中仍觉出一丝未满。张立宪叫停了印制工作,两人决定缓一年,再磨一年。  2013年底,避开了民国老课本热潮高峰,2014年版《日课》低调面世,首印册数斟酌选定在一万册。出乎两人意料,张立宪在该书上市几天后就在高铁上接到了首印售罄的消息。  热潮背后的失萀 把曾经的童蒙读本带回当下  “读库”推出《日课》两年多后,张立宪新创了品牌“读小库”。“读库”走过了十年,随着不少读者生儿育女,张立宪开始关注下一代的阅读与教育。  在今年杭州晓风书屋的《共和国教科书》交流会上,他念起一段新国文 “玻璃缸中,金鱼两尾,小猫来,欲,我入室,猫逃去”,念完,用几秒钟的时间呷了呷嘴,才从文中回来。  《共和国教科书》由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元年出版,十余年间销售七八千万册。百余年后到了张立宪手上,蓝皮、宣纸、楷书、繁体、线装,影印再版的《共和国教科书》,涵盖28册教科书及对应“教授法”全部内容,仅平装定价就500多元。  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做一套价高得不好卖的老课本?张立宪回应,“翻开这些书看,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,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,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。”当他把这套童蒙读本交到杨绛手中,她竟能背诵一些旧篇章,因为这套书正是她儿时用过的教材。  旧教材的文字之美打动了张立宪,另一位出版人俞晓群则在民国老课本、老作文、老试卷已在呈现出版饱和状态时,发掘出民国童书这块新文化版图。  今天日本绘本对中国大陆市场形成强势影响,然而日本“图画书之父”松居直曾评价 “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。”当时,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出版童书达数千种,风格与内容践行着教育家张宗麟在《幼稚园的社会》序中的理念 “如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、水和调节温度,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。”  童书虽小,却也是辛亥革命催化的文化成果之一。但百年来,它们近乎全然散失。民国百年热的出版风潮背后,隐含着童蒙读本散失严重的现实。如今不少儿童教育从业者、研究者了解陶行知、叶圣陶等教育家编写的童蒙读物,却只闻其名,不见其书。  原因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外0多年的社会变迁也将旧教材和童书的创作群体打散了。他们或移居国外、台湾、香港,或湮没无闻,或落得战犯、汉奸、反革命的身份;留守大陆的人则经历多次政治运动,一些曾创作出那样温暖的母语读本的灵魂被迫失了魂。俞晓群曾读到,民国四大教育家之一陈鹤琴在1982年病危时,口中仍不断喊着“黄包”,那里面有他的入党申请书。  带着感动与痛点,做书人要把曾经的童蒙读本带回当下。  遗忘与不忘之间  我们曾注意到那么多教育的细节  直到现在,做了高中副校长的王星依然坚持语文老师的职责,但他不会在课堂上把《日课》讲给学生听,“因为他们现在的人生目标不一样”。他向学生坦白,“我现在教你们的大多数内容不是语文,是如何去考试。等高考考完,有些东西可以遗忘”。  寒暑假中,他有更多余地去做想做的事,比如带着团队自编教材。在王星主编的《国学经典》一书目录中,有家书、古诗文,也有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等老教材中自然常识类的课文,但出处被抹去了。“如果这套教材交给老六做,肯定会不一样”。很多时候,王星要做退让。  王星说,在中国五千万学生教育普及的压力下,教科书的材质、编印方式在书籍中属于最次。现在情况在提升,书页透光、掉页、油墨沾手的情况逐渐少见。但他仍时常翻着百年前的母语教材止不住惊讶,“很难想象在清末,在大多数人印象中‘封建王朝没落’时,图这么大,字这么大,每一页、每个年级、每个学期应该有多少个字,要如何体贴学生的视力、认知能力和阅读体验,都被考虑到了”。这些在当时仍属精英化教育的童蒙读本,在思想、内容上固然不乏缺陷,却仍让王星深受触动 我们曾经注意到那么多教育的细节,而它们似乎被今人忽略、遗忘了。  在应该遗忘和不该遗忘之间,王星以面向社会的《日课》和面向学校的《国学经典》试图让更多的孩子、学生离母语更近,让当代教材编写者看到曾经被实践过的方向。  为什么要在绘本流行、各类童蒙教材涌现的当代,仍去追寻清末民国时期的教材和童书?除去当时启蒙教育的人性化与中正平和的教育理念,更重要的是,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亲近母语的童蒙教育做出努力。这些努力在当下虽易被埋没,却依然闪光,且有照亮前路的可胀  就像俞晓群在淘民国童书时,脑海里总会闪过“焚书坑儒”和“孔壁遗经”的历史景象。无论是王星、张立宪还是俞晓群,他们都在试图发现那一堵今日的“孔壁”,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当代回应着鲁迅的那句话 “杀了‘现在’,也便杀了‘将来’。将来是子孙的时代。”  撰文/ 孔雪。
  • 有一位特别能读书的前辈王国维,他在生前对子女说,学术成就如何,终不如生活得心安自足更重要。中国也不知道为什么,至少从王国维时代,更早做的事儿,柳宗元、李贽,读书这件时而在中国是特别背光的事儿,和生活的心安自足老差得特别远。刚才领奖的嘉宾说,手比划什么,读书就发现什么。我特别赞同她的观点,读书就是发现问题,然后去行动,解决问题,包括让生活变得更好。我认为读书要读出态度来,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读书不带有情绪,也不要读出态度来。我重复一下王国维这位特别能读书的老头的话,他说人的学术成就如何终不如生活得心安自足更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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